对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面临挑战的深层思考

2021-02-27 09:05:10 admin 32

[摘要] 我国新医改的目标是近期缓解人们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远期建立覆盖全体13亿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但在当前形势下,新医改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在对中国医改的发展历程和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卫生筹资方式、城乡二元制、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中国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等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历程;背景;挑战;

  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国民健康在评价社会发展进步的综合指标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政府执政为民和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参数。同时,人是生产力所有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种。政府加大对国民健康的投入,不仅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也是对国家财富的投资,更是使国家经济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肯定会产生巨大回报。在日益国际化的激烈竞争环境中,没有健康的国民,一个国家将失去竞争的优势。按2008年的GDP排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仅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1]两个截然相反的排名道出了中国医疗卫生发展的困惑。

  2009年4月6日和4月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面简称《意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下面简称《实施方案》)先后正式出台。[2,3] 标志着新一轮医改的启动。这两个文件确立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即近期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远期建立覆盖全体13亿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新医改能否在中国传统农村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普遍化和生态环境变化等严峻形势下,支撑起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将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医改的背景

  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医疗政策可以大致通过两个三十年所实行的不同医疗政策来描述。从1949年到1979年,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仿照前苏联模式,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中国内地逐步建立起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组成的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并实施到1978年。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处于落后和停滞的状态,然而,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却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很低的情况下,用仅占GDP 3%左右的卫生投入,较好地解决了医疗公平性的问题,在最低水平上满足了社会最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改善了国民健康水平。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会议上,曾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典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在医疗服务的提供与需求方面的矛盾逐步显现,国家投入不足,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平衡,农村缺医少药,医疗单位追求经济效益现象严重,一些疾病得不到有效防治,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突出问题。

  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政策,对原有的以企业和农村集体合作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医疗体制开始产生冲击。原有的以企业劳动福利为基础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和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村基层医疗体系无法运作,改革已成大势。中国卫生部明确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1984年8月,卫生部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在这一政策下,医改的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改革的手段是 “给政策不给钱”。从当时的统计数据来看,改革实行后医院的效率和服务量都在持续增长,随着卫生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医院装备质量明显改善,到80年代末,城乡居民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与此同时,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医疗费用与个人医疗费用支付比例逐年提高,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

  1992年春,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在这一背景下,医改也再次提上了日程。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根据这个文件,卫生部按照“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一系列能够创造效益的新事物,诸如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等,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医疗系统全面开花,整个90年代,围绕医疗服务市场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市场化的声音,一直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国的医疗市场始终由政府主办的公立医院占垄断地位,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公立医院为了生存,在管理上鼓励甚至纵容医生的逐利行为,由此产生医药之间、医生医院与医疗器械以及高值耗材供应商之间合谋获利,滥开药,滥检查,滥收费和药价虚高现象非常普遍,公立医院的非盈利性质被医院的逐利行为彻底打破。其结果导致不合理用药情况相当严重,不合理用药占用药者的12%至32%,对国民生命健康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同时医疗费用迅速上涨,20多年来,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到20倍,但所负担的医疗费用却增长了133倍。由于医保的覆盖面偏小,很多百姓没有医疗保险,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加上人口迅速老龄化,单个家庭很难独自承担疾病风险,民众看病的负担日趋沉重,以至于不堪承受。据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统计,我国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4]尤其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例子并不罕见。医疗资源配置在这个过程中重大医院轻社区、重城市轻农村,一些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偏向开展有偿服务项目,社区卫生机构的全科医生队伍又太年轻,老百姓不信任,往往是拖成大病才去就医,最终影响了医疗体系的疾病预防功能。

  与“看病贵、看病难”相比,紧张的医患关系似乎更能凸显医疗卫生领域的积弊之深,以及医改的必要。趋利性的医疗服务体系与公益性和非盈利性质的公立医院定性产生了直接冲突;造成的另一恶果就是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非常脆弱。患者怕,怕看病的医生不负责,怕医生开大处方多花钱,怕小病治成大病、没病的看成有病;医生怕,怕患者“报复”,怕患者家属“无理取闹”,怕动不动就被卷入医疗纠纷。一言以蔽之,患者和医生曾经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这种市场化的医疗改革取向和不合理的医疗卫生筹资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卫生资源配置和布局偏重在大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导致在东西部、城市和农村、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卫生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平衡。从8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体制从传统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向分级分税财政体制演变,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重新划分,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交给了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卫生领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权改革,财政事权的下移也涉及到了卫生领域。从支出结构来看,卫生事业的费用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中央调剂的比重很小。随着东西部地方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东西部地方之间政府卫生支出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经济越穷的地方,政府卫生支出下降越快。城乡差距的问题更为严重,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其中66.7%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而同时市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特别是农村卫生医疗机构却缺乏基本和必要的医疗条件。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地区,卫生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是制约农村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5]最后是不同所有制、不同人群之间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公务员群体、事业单位职工、企业高管等在医疗服务上占据相对优势,而农民工、下岗职工、学生等无职业者在卫生资源配置上处于明显劣势。

  2003年“非典”的袭击暴露出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不少地方的卫生防疫体系几乎不知所措,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卫生防疫网络由于机构不全,设施落后,技术低下,使得控制疫情的应急能力急剧下降,这种局面能否尽快改善,关系着百姓的生存大计,关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政府认识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只偏重经济发展而忽视包括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的社会发展,将会为国家发展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期待变革。报告认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这一结论再一次将中国医疗卫生发展何去何从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应当指出,正是“非典”的爆发和对过去近30年医疗体制改革的否定性评价,引发了政府和全社会对现有医药卫生体制的重大反思,推动了新的全方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潮的到来。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医疗保障体系的落后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新一轮的医改已经势在必行。医改关系民生,关系社会稳定,新医改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加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大幅增长,为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经过3年多的努力,研究对比了9家海内外研究机构独立制定方案,协调各方利益与意见,终于在2009年的4月公布了新的医改方案,确立了坚持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以及政府主导的改革思路,体现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的价值取向。

  这次医改方案的公布时在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同时也确定了未来3年8500亿的投入,导致很多业内人士也关注医改对“拉动内需”的影响。其实,医改扩大内需的作用并非仅仅限于目前的金融危机之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从卫生经济的角度来看,医疗卫生同样是有经济效益的。13亿人口的健康市场,合理的医改配套产业政策也会在正面促进医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对中国医药产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医改面临的挑战

  中国医改是在中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社会制度不断完善、国际金融危机大爆发的情况下开始和进行的,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 传统卫生筹资方式对中国医改的挑战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伴随着财政权利的下放,分权让利,分灶吃饭,财政包干,直到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财政分权化过程。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提高,由1993年的22%到1994年的55.7%,以后略有波动,但一直高于52%。同时,1993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为71.1%,1994年为69.7%,以后一直保持在70%左右。[7]这与财政收入的变化形成强烈反差。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例符合财政分权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协调区域发展。但是,财权上收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上调事权,这给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级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由地方政府负责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具有明显的外溢性的公共服务,这从全世界来看几乎是少有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转化为卫生享有上的差距,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差异非常巨大,财力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在人均卫生支出上相差在十倍以上。这造成了中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东西部二元化”、“城乡二元化”的严重不平衡的局面,按1998年的数据,城镇人口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乡村人口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0.7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前者是后者的13倍,这最终导致了国民健康状况差距的拉大。[8]同时各级政府将医疗卫生筹资责任向下推诿,上级推给下级,下级推给基层,一些贫困县、贫困乡政府财力有限,甚至难以解决温饱问题,只能把责任推给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则只能依靠市场赚取利润弥补成本,广大人民承担高额的医药费。这又造成了医疗机构“市场筹资”、“以药养医”模式的产生,从而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

  健康权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国民对基本健康的享有不应该完全建立在其支付能力的基础上,所以新医改必须恢复政府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主导地位,建立政府与市场,政府层级间规范的卫生事权的承担机制。

  政府间卫生事权的合理分担需要以公共财政体制完善为基础,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卫生责任分担与筹资机制。卫生医疗服务是实行中央集权制还是分权制,理论界尚存争议,各国实践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人口众多、各地经济社会条件差异大,加上长期以来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卫生事业不大可能由中央大包大揽,关键是如何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责任,必须以统筹考虑总体事权划分以及相应的财政收入体制调整为前提,这是一项复杂而又敏感的工作,长期来看,需要在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中整体研究解决。在近期,则需要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和卫生支出比例,调整中央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在当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得到大幅提高的前提下,各级财政特别是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更多的卫生支出责任是可行的。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问题,应通过强化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同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必须通过有效手段保障全体公民都享有公共卫生和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财政补助力度,专项资金要通过国库单一账户及时直接拨付给基层执行机构,同时明确财政补助标准,并不断改进补助方式和办法,建立以效果产出为导向的财政卫生投入体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城乡二元制对中国医改的挑战

  中国医改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来自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标志着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的正式形成,主要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即先进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城乡二元体制有以下特点:一是,户籍壁垒。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城乡两地居民具有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享受着不同的差别社会待遇,具体包括:住宅、粮食、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制度等。二是,资源配置。在基础设施方面,城市的设施建设、交通、通信、水电、燃气都由国家财政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要以向农民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的方式来解决。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对社会生产发展的极大制约,造成了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从而加剧了贫富差别,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动荡。“不能采取措施抑制并逐步消除这种不合理差距, 将对整个社会稳定、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9]

  中国新医改方案实质上是建立在在承认现行城乡二元制的基础上实施,并在具体内容上照顾到了城乡二元制下的医疗保障体制。在这一医改方案下,城乡居民属于不同的医疗保险体系:城市居民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则只能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者在保障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别。新农合的药品目录只有几百种。而城镇医疗保险目录则有两千多种。医改方案确立的报销目标是:2010年,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而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要比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许多。例如:2008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10] 前者是后者的3倍多。这意味着城镇居民的保障水平是农村居民保障水平的3倍。因此,中国医改追求的公平价值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很难实现。

  (三)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对中国医改的挑战

  医药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6年,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59%,在39个工业行业中排名第20位,增值税总额在39个工业行业中排名15位,吸收的就业人数排名第20位;[11] 2007年,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57%,在39个工业行业中排名第19位,增值税总额在39个工业行业中排名15位,吸收的就业人数,排名第19位。[12]

  医药产业具有社会性与经济性双重属性,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发挥经济增长点的作用。医药产业肩负着四个方面的任务:(1)保证医药产品的可及性;(2)保证医药产品的可获得性;(3)保证医药产品的公平性;(4)保证医药产业的可持续性。创新能力较强的医药产业能够更好地实现这四个政策任务,为医疗保障提供疗效安全、可靠的医药产品,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与此同时,医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能够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增加财税收入,提高政府对国民的医疗保障能力。

  在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是医疗保障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产业创新能力和潜力的缺乏,使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严重缺乏,极大制约了国内医药工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下游深加工领域延伸;产品更新换代缓慢,无法及时跟上和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降低用药成本。在医改中必须要认真研究中国的药物政策,特别是医药产业政策,重点在于如何解决中国制药产业的创新、发展以及与国际制药行业合作,并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中国医药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与发展。显然,此次医改方案中对此没有更多的触及。如果不提高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公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必然只能在较低水平上徘徊,无法实现改革成本效益比的最大化,也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医改方案所提出的“加快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的宗旨。

  (四) 中国现行医疗卫生体制对医改的挑战

  中国现行医疗卫生体制包括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和补偿机制、医务人员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诊疗制度等内容。经过长期以来形成的医疗卫生体制具有“路径依赖”的效应,给改革带来了重重阻力。具体而言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关于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问题。目前,中国超过半数以上的医疗机构是由政府设置的公立医疗机构。据卫生部统计,2008年底,全国医院19701个,其中公立医院13111个。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66.6%。[13] 公立医院以及附属于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是医疗服务提供的主体,即所谓医疗服务的供方。中国的医改不得不考虑这部分机构及其人员的利益。医疗改革的任何成果都要通过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得以体现。庞大的公立医院系统能否适应改革的要求,将决定中国医疗改革的成败。

  《实施方案》提出,公立医院要坚持维护公益性和社会效益原则,以病人为中心。这一表述完全正确,问题在于这里所强调的是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还是医院的公益性?长期以来。中国都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政策,但事实上,中国的公立医院一直是在自收自支自养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它的公益性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政策多创收,然后为国家承担更多的公益性任务,而这种公益性体现方式最终与“公益性”的原意越来越远。实质上,医院的公益性必须要通过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得以体现,而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必须要有国家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政策来支撑。换言之,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国民医疗保障体系,国家成为国民健康服务的主要支付者的基础上来实现。如果公益性应当体现在医疗服务的话,则医疗机构就不一定必须是公立的,社会资本也可以举办医院并在公益性的国民医疗保障体系内提供公益性服务。从目前看,公立医院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有待进一步明确,思想还有待进一步统一,这一进程将影响中国医改的成败。

  2、以药养医的机制尚需要根本改变。长期以来,以药养医是医疗改革中一个难以回避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各方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本次医改《实施方案》明确了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药品收入不再作为补偿渠道。但是,在谈到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时只是提到“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积极探索医药分开的多种有效途径”。显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工作进度表,证明政府对如何彻底根治以药补医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事实证明,当药品加价政策成为医院收入来源时, 药品费用越高,医院的收入就越高。以药养医政策促使大处方与过度医疗成为中国医疗服务领域的顽疾,直接推动了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据卫生部统计,2008年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中,;药费比上年增加6.0元,药费比重上升0.5百分点。2008年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中,药费比上年增加251.5元,药费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14] 国内外无数证据证明,只要医疗机构可以从药品销售中获得利润,则医疗机构与医生的逐利倾向就不可能消失,降低药品费用和合理用药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2、双向转诊制度建立尚需时日。对此问题,《意见》和《实施方案》都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建立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与综合医院之间分诊与转诊制度。综合医院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普通门诊服务,并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医院利用其综合实力大量地吸收门诊病源,导致基层机构无法发挥作用;造成好医生不愿意在基层工作,患者不信任基层医生的相互反应。而大医院的门诊、检查和药品费用都大大高于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是造成医疗费用居高不下重要原因之一。不建立转诊制意味着基层医疗机构要么与综合医院在不公平的基础上竞争;要么就只能依附于综合医院成为其市场的外延。在现有制度下,前一个选择基层医疗机构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后一个选择则更加强化了综合医院的垄断地位,使实现降低医疗成本和医疗费用的改革目标更加困难。据卫生部的统计数据,针对同一种疾病,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的收费差别较大。例如,就2007年医院人均住院医疗费用而言,病毒性肝炎的治疗,一级医院约为8850元,二级医院5607元,三级医院3559元;儿科感染性腹泻,一级医院约为3011元,二级医院1364元,三级医院816元;妇科剖宫产,一级医院约为5895元,二级医院3790元,三级医院2899元。[15]

  医改方案中提出“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双向转诊是与社区首诊负责与医疗分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但是,在目前以药养医和医疗保险统筹实行条块分割的情况下,病人没有到社区诊所就医的积极性与保障,双向转诊无法建立起来。

  3、医疗机构的预防保健职能尚未完全发挥。医改方案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放在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地位,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除了强调明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督和计划生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外,对于如何有效地发挥医疗机构的预防保健职能却未予以高度的重视。大量的医疗资源无端地浪费在救助生命的末端。

  医疗机构是人民群众去得较多、接触患病人群较早,掌握人群健康信息最广的地方。同时,医务人员的专业性和职业素养都使得他们在同患者及其家属的接触过程中,可以在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成为患者的良师益友。同时,医疗机构还可利用其社会影响对其功能进行辐射,对周围社区的健康教育发挥作用。目前医疗机构与疾病预防机构的分割式管理使得医疗机构经常性地被忽视预防保健职能。而事实证明,“预防救人”比 “治病救人”更具医疗科学内涵,更符合医疗伦理,更符合社会资源的成本效益比。

作者:宋瑞霖 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中国新药杂志》执行主编

张正光 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 研究员


电话咨询
科室导航
专家名录